本文来源：中华心血管病杂志,,46(12):-.
前两天看了教育系统一篇文章，统计了到年10年间全国总共招收研究生50余万人。而年开始，我国每年度招收研究生总数就超过50万人。研究生大幅扩招反映了国家发展带来的需求，但同时也需放慢脚步审视我们导师队伍质量以及研究生培养的成才率。
我医院内科攻读心血管内科博士学位，当时我的同学只有8位，我们的导师有陈在嘉、刘力生、程显声、刘国仗、王方正、高润霖等，都是国内外的顶尖高手，很有"协和"小规模高精尖办学的味道。入学后我的导师程显声看我喜欢临床，医院三病区，也是当时肺心病专业病区进行临床培训。但在我轮转病房3个月期满时，导师找我谈话，建议我脱离临床，全力以赴脱产去做基础研究，看出我不情愿，他说了一段让我永生难忘的话："毕业后你能当一辈子大夫，有的是时间学临床。但毕业后临床很忙，很难再有时间专心学习如何做研究。读博士期间是你职业生涯学习如何做好研究的最佳时机。而科学素养是决定临床医师未来成就的核心因素"。虽然我当时无法完全理解，但回头看程大夫说得特别对，因为我后来每看一名患者，都用研究的视角去分析诊断依据，去记录病例资料，去收集保护遗传生物样本，去寻找类似患者，深入到分子诊断和分类，这样十年如一日，进步就更快，逐渐成长为患者和同行信赖的医师，也逐渐组织和实施了人群研究与新药试验，慢慢还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样本库与研究团队进而更扎实攀登临床和转化医学巅峰。
既然导师让我做研究，那么从哪个主题切入？我没有好主意便去找导师商议。恰逢师母汪琪因感冒后发生气短，心电图有ST段和T波变化而被诊断为冠心病，但程老师却对此诊断存疑，他考虑是病毒性心肌炎。因此他从我师母的诊断，谈到今后心肌炎仍有增加趋势但并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建议我考虑研究病毒性心肌炎，让我查阅文献并提出研究思路。
我复习文献并注意到，无论心肌梗死，还是病毒性心肌坏死，都会同步发生心肌修复，主要是成纤维细胞和间质参与，特别是心肌内Ⅰ型和Ⅲ型胶原，这种修复会使心脏间质重塑而发生纤维化，进而影响心脏舒张甚至收缩功能。由此，我开始准备博士生论文综述，去协和图书馆复印了60多篇文献，背回厚厚一大摞，在刚启用的科研楼10层肺心病研究室，用台老计算机，熬了一个通宵，写完了我的论文综述"心脏间质病的概念"。当我望着那十几页，用刺耳的针孔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综述，颇有成就感。
我把综述投给了《中国循环杂志》，却经历了漫长的审稿过程。后来才知，当时已有几位专家审过，但都对心脏间质病这个新概念觉得棘手。最后编辑部邀请了医学信息情报所德高望重的余国膺教授亲自来讨论能否发表，余教授又约我导师程大夫深入讨论良久，因导师十分赞同心脏内部胶原网络这个骨架重塑，会对心功能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折衷修改论文题目为"心脏胶原网络的病理意义"，余教授最终也未同意我使用"心脏间质病"这个术语。
就在我还纠结这个概念时，程老师提出因我刚复习了很多文献，可趁机写一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就研究病毒性心肌炎心肌间质纤维化机制，既能学习独立撰写标书，也为我博士论文开题打下基础。经过数个不眠夜，我写了一份现在看来简陋，当时看却熠熠生辉的标书。我还斗胆给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医学部副主任顾锦坤老师打了电话，请求可否当面为我修改标书，他竟然同意了。我骑自行车很久才找到地处郊区的基金委，顾老师非常和蔼地接待了我，丝毫没有嫌弃我的鲁莽和才疏学浅，拿着铅笔给标书圈圈点点了2个多小时。这份标书虽最终没有中标，但我却得到了程显声、顾锦坤等长辈对我的指导，弥足珍贵。
程老师提出，我若做病毒性心肌炎研究，需要再聘顶级专家和他一起指导，这看起来虽是小事，但却厚德载物：首先，程老师已德高望重，却仍认为自己不是心肌炎顶级专家的那种谦逊有礼；其次，为了研究生能把研究做好，不惜大费周折聘请他人指导的那种严谨负责。程老师考虑最好能聘上海医科大学杨英珍教授担任共同导师，如杨老师同意，就派我带着研究生院聘书去她实验室学习。杨老师很快回信同意担任我的导师并欢迎我去上海，而且对我住宿和实验均做了细心安排。到了上海，杨老师亲切地接见了我，很快我就在熊丁丁师兄和郭棋老师指导下开始实验。又因赶上毕业季，我特别医院心研所很多研究生毕业答辩，大开眼界，因为我见到了陈灏珠、郑道声、荣烨之等很多赫赫有名的上海滩老前辈，亲医院博士生答辩的那种隆重和严肃。
因程老师牵头组织第一届全国肺栓塞学习班暨急性肺栓塞尿激酶溶栓多中心研究启动会，亟需人手，我在上海学习了不到2个月便依依不舍与杨老师告别回到了北京。回京后立即参加了程老师在怀柔举办的会议组织工作。医院参与，感触最深的是大多数参会专家对肺栓塞认识不多。会议中程老师组织大家一起讨论全国多中心尿激酶溶栓治疗肺栓塞研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多中心临床研究手册和CRF表，而且全都是程医院专家编写的，并无其他专业机构参与。距今21年了，即便今天去看当时的研究手册，仍感觉是第一流的研究设计和精工制作。这次多中心研究培训会议无意中启蒙了我对临床研究设计和组织实施的兴趣。几年后我自己开展的很多临床研究其实都得益于这次会议的培训。
之后我就在北京正式开展了实验，医院没有专门的病毒实验室，我查阅文献发现首都儿科研究所崔小岱老师在做病毒性心肌炎小鼠模型，于是请求崔老师帮忙，令人意外的是崔老师不仅无条件地为我提供了柯萨奇病毒，还很担心我操作的安全性，医院帮我建立了病毒性心肌炎小鼠模型。
由于我设计了血管紧张素受体Ⅱ拮抗剂氯沙坦及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安体舒通干预心肌纤维化，但如何获得实验用的原料药成了一个难题。当时氯沙坦并未在中国上市，我查阅资料得知默沙东在境外上市了科素亚，经刘力生教授和她学生的帮助，默沙东给我寄来了科素亚原药粉。我又想办法联系杭州生产安体舒通的药厂，最终也获得了安体舒通的原料药。
医院实验动物室冬季寒冷，注射病毒之后，小鼠死亡率很高，我去超市购买了奶粉和棉花，为小鼠喂牛奶增加营养，并制作了棉花窝保暖解决了这个问题。
问题又来了，BALB/c小鼠太小，即使用特别细的微导管也无法顺利实施心导管检查，以致无法评价小鼠心功能。最终我想到了改良经胸肺阻抗法，使用8导生理仪反复练习，终于发明了阻抗微分法测量小鼠心输出量，可重复性很强，这个方法发表于《基础医学与临床》。
为了研究心肌中胶原蛋白种类和结构变化，我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组胚教研室找到了著名专家许增禄。我在许老师那里第一次听说苦味酸天狼猩红染色和偏振光显微镜可观察组织Ⅰ型和Ⅲ型胶原。许老师帮我制作了病理切片，并亲自带我用偏振光显微镜观察实验标本。我记得第一次去看显微镜，许老师问我："你做好准备记录了吗？你的记录本在哪里？"我当时羞愧难当，赶紧找了个实验记录本。许老师每次带我看片子，都会帮我检查实验记录，时间、地点、阅片主要发现等，确保我记的准确无误。
为了研究胶原分子水平变化，同学帮我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医学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做实验，当年蛋白技术不成熟，大家都建议我使用Northern杂交研究胶原蛋白RNA表达变化。那真是一段很艰苦的日子。年做Northern杂交，要用同位素标记，魏英杰慷慨赠送了他自己的同位素。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基础所实验室熬通宵。
我的实验证明，氯沙坦和安体舒通可明显提高病毒性心肌炎小鼠生存率，不同程度逆转病毒性心肌坏死后心肌纤维化。我把研究结果分为心肌炎急性期以及心肌炎恢复期和慢性期两部分，分别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论文发表后我收到稿费元，程老师建议论文4位作者荆志成、程显声、杨英珍、许增禄，每人25元。可我很快收到杨老师亲笔信，让我告知25元来历，否则将钱退还。我书信解释，杨老师才作罢收下。
虽当时没有想法和感觉，但如今回想起来，很多师长和同学在我实验过程中给予了帮助，甚至赠送我很关键、很昂贵的实验材料、药品，还有人不辞劳苦帮我完成一些病毒和同位素危险实验，但始终没有人提出署名、知识产权、劳务费等条件和要求。可以说所有人都在不计回报帮我完成博士论文。回想当初那一幕幕场景，一幅幅笑容，令人感慨那时学术界的真实和朴素。
我请了假通宵达旦撰写博士论文，打印出厚厚草稿，分别请程老师和杨老师帮我修改。程老师密密麻麻的亲笔批注让我感激，而从邮局收到杨老师在我页的稿子上，用她娟秀的字体，逐字逐句的批阅，更令我难以忘怀。而且杨老师要求修改后，再打印出来寄给她，她还要再审阅一次。整整两次修回，加上程老师的批改，论文终于定稿。后来每当我想偷懒不愿意修改学生文章时，两位前辈在我论文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就浮现在眼前而敦促我打起精神。
经程老师同意，我骑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城，邀请顾复生、吴宁、柯元南等教授审阅评议论文，并积极准备答辩。记得我去找顾复生教授时，她正在查房，当着满满一屋子大夫，顾老问我为何只有动物实验，没有用心肌活检在临床取标本观察？当时我无法回答。但顾老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心里。年我终于开展了心肌活检术诊断评价心肌炎的工作，也算是完成了顾老当初布置给我的一个任务吧。
年制作答辩幻灯片也是一门学问，要先在电脑上做好，审阅定稿后用白纸打印，然后找人用专门的相机把它们拍成胶卷洗出来，逐个剪接，安装在幻灯片专用外壳里，方得以使用老式幻灯机播放。这种模式比现代复杂得多，但最大特点是答辩前至少需提前2周制作，而且没有机会修改，每张幻灯片都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当年研究生毕业后都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与这种模式的训练有很大关系。
一切就绪，我医院请汪家瑞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邀请沈潞华、李兢、许增禄和阮英茆等教授参加论文答辩。记得沈潞华教授还认真问我，可否安排她的博士生一起参加旁听？我不由想起导医院学习，无意之中见识了诸多博士生答辩现场，这种收获虽与博士论文无关，却不可或缺。
答辩的时候已是年北京的金秋，我专门去东单买了新衬衣和领带，程老还帮我选了领带颜色。答辩那天早晨，研究室人员悉数到场，大家都聚精会神、严肃认真。答辩用了整个上午，专家对我和导师都给予了很高评价。我特别注意到两个细节：第一，汪家瑞教授始终面带微笑，但却一个问题都不问，估计是怕我紧张。第二，首都儿科研究所李兢教授说我的动物模型慢性期存活时间比文献报道都要久，是国际领先水平，建议文章发表到国际杂志。
答辩结束，我于年11月如愿以偿又回到病房重新开始临床轮转。年12月，我27岁，终于获得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学专业心血管病学方向之医学博士学位。后来程老还专门写医院内科主任朱文玲教授，医院内科轮转训练，朱教授当我面认真阅读，并亲笔又写了一封信，把程老师的信作为附件，医院教育处。我得以医院内科开始了我艰苦但有趣的住院医师工作。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研究生毕业已20年。总结上述经历，我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学习了如何查阅文献，如何撰写综述，如何设计课题并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如何设计临床多中心研究，如何做基础实验，以及如何撰写和发表论文等很多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但我总觉得绝不是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
夜深人静，我坐在窗边，看外面的灯红酒绿，突然想到了答案：最珍贵的东西是在我读书时，那些悄无声息潜入我内心深处的种子。程老师、杨老师为我逐字逐句、反复推敲论文的那种严谨，元稿费平分给4位作者的那种较真，把我从临床上拎出来去学习如何做科研的那个"残忍"决定。余国膺教授为医院与我导师争论数小时的那种求实。顾锦坤主任认真接待不敢怠慢一个冒失小伙，并用铅笔修改2个多小时标书的那种宽厚和优雅。崔小岱老师担心我安全而医院帮我做病毒实验的那种道义。顾复生教授逼问我为何没有临床资料的那种科学家的尖锐。许增禄老师看不见我记录就绝不继续读片但从未过问他是第几作者的那种"迂腐"。汪家瑞教授始终不提问的那种温暖和慈祥等等。正是这些无痕迹可循，也最易被忽略，却润物细无声的种子，会在青年学生的心里伴随着岁月茁壮成长，给我们指明未来。这些种子才是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可称之为品德，也可称之为修行，毫无疑问这才是大学里需要有的大师印章，才是所谓的镇国重器之内涵。
愿与天下教师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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