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70年代，许俊在儿科门诊工作场景）
党培养我成了一名新中国医生
我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浙西的一家普通农户家中，从少年懂事起，我就对新四军队伍产生美好印象。在抗日战争后期，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冬，新四军在浙江天目山地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了多次自卫反击战。革命军队律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我终身不忘，并深深地感动了我幼小的心灵。
我家住农村，家境贫寒，加上反动派的欺压，促使我下决心投奔抗日的新四军。记得当年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天下着大雪，天刚朦朦亮，冒着严寒，饿着肚子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到孝丰县城（现在是安吉县的一个镇），投奔参加了我向往已久的新四军。当时我的心情激动得难以言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此前，在一九四四年秋天，我因年龄小和家人的阻挠参军没去成，所以这次决心走得离家远点，总算如愿以偿。新四军江南十六旅一支队休养所收留了我，当时我只有十四虚岁，又未上过学，一点都不懂事，在休养所当看护员，照顾伤病员。当医生给伤员治疗时，我在旁边看，有时医生也手把着手教我给伤员治疗时，空余时间还教我识字和简易医药知识，指导员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天长日久，在党的培养教导下，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还识了些字和护理、医药等知识，成了一名初级的卫生护理员，开始为军队中的伤病员服务。
（配图来源于网络）
在艰苦而残酷的战争年代，我经受了锻炼和考验。部队经常行军打仗，流动性很大，特别是重伤员行动不便，敌情严重和形势不利时，一天要换好几个地方，病员伤口不能及时治疗，有的伤员伤口化脓、生蛆，红头苍蝇围着伤口转。加上当初医疗条件极差，物资和药物奇缺，只有红汞、碘酒、酒精、盐水、凡士林等，碘胺药算是最好的消炎药了。当年五月底在新登反顽战争中，有一名伤员的下颌骨被子弹打中舌头，舌头只剩半个，不能吃东西，只能吃流汁，更没有补液条件和设备。现在想起这个伤员，我心情仍沉重而难过。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还有很多很多的伤病员，虽然没有较好的医疗环境和条件，但我们秉承救死扶伤、敬佑生命，尽最大努力，让战友恢复健康，重返战场。
日寇投降后，我跟部队胜利撤回到苏中解放区。一九四六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我解放区进攻，我军进行自卫反击，伤员下来了，我们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们的部队经常打胜仗，我由衷地感到开心！解放区不断扩大！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共产党党员，时年十八岁。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我军胜利强渡了长江，随即部队又向上海方向进击，最后，上海获得解放。在部队这所大学校，我接受了近十年党的教导培养，从不懂事的无知孩子成为解放军队伍里的一名军医，深感荣幸和自豪。
（配图来源于网络）
一九五四年七月，医院工作。在医院党组织的关怀下，当年初冬即送我到江苏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学习。经过三年的医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我的医学知识水平有了长足长进，回院在内科任住院医师。一九五八年，我又到上海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学中医研究班学习二年多，后被分医院工作。因家属在松江，一九六三年，我医院儿科工作。一九六五年起，我任儿科主任至一九九二年离休。我在儿科工作了三十多年，诊治过许多危重病人。如六、七十年代麻疹并发肺炎、乙脑、流脑、灰质炎、肺结核、重型菌痢，还有脓胸、肺脓疡、肠寄生虫病并发不完全性肠梗阻；八十年代的病毒性肺炎、心肌炎等疾病。我待病孩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病时详细询问病史，仔细进行各项检查，然后进行诊断治疗，并且要求科内的医务人员都要认真负责，顺利地完成院部交给我科的医疗和教育任务，并培养了一批儿科优秀的医生。
（图为：80年代初，儿科主任许俊为小患者梳头，当时患儿住院无陪护）
（组图为：70-80年代许俊在医院儿科工作场景）
我从一个无知的穷孩子，几十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副高职称的儿科医生，为儿童的身心健康尽了我的一份责任。这一切，我由衷地感谢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和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源丨上海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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